在奉化西部山区的箭岭村采风，在村影剧院门口，与几位老人聊天。说起这个村的历史，老人们说，当年日军曾经两次来犯，把整个村都烧光了。

　　村口的老人们看上去虽然年纪都大了，可是说起60多年前的事情，都语焉不详。我问这村里还有年纪更大的吗？一位靠墙而坐的老人说，他哥哥今年89岁，曾经在黄埔军校读书，现在还健在。

　　同去的老董说他还在？他儿子是我同学呢，30多年前见过。我们当即要求他带我们去探访。

　　老人带我们来到村中一排老屋前，在门口叫：有客人来了！屋里，背着屋门半躺在一把椅子上看杂志的一位瘦高老人转过脸来，一脸惊讶地看着我们。

　　老董主动上去打招呼，自我介绍说自己是他儿子的同学，来看看他。

　　老人有些耳背，待弄清楚我们的来意后，忙不迭地与他弟弟一起帮我们找座。

　　屋里屋外的椅子都搬出来了，除了他自己那把，其余的都布满灰尘，上面的垫子看不出原先的颜色——老人说，我这里平时是没有一个人上门的。

　　待我们一一坐下，他弟弟告辞了。我见刚才老人看杂志时没戴眼镜，问：老人家你没眼睛没花？

　　老人显然没听清楚我的话，他说，我今年89岁啦。

　　接下去，他就兴致勃勃地自顾自的说开了。

　　他说他叫王岳宝，1921的农历9月17生。妻子早已过世；大儿子，也就是老董的同学，前两年没了；小儿子在城区做木匠，买了房子，生活不错；女儿出嫁到西坞。他一个人在老家生活，现在有国家补助，1984年落实政策的时候是15元，现在陆续加到80多元（我疑心老人记忆有误，15年前就不止这个数了）。

　　老人又说，我在部队的时候另有一个名字叫王光垗。老人回忆道，1941年，他在宁波初中毕业时，直接考入黄埔军校。那年从宁波一起考入的有1500多人，为了不引起日军的注意，分三批奔赴学校。他那批500余人从宁波出发，经江西、湖南、广西、贵州、四川，到陕西的宝鸡，经陇海铁路到西安，再步行60里，至西安王曲镇第七分校，足足走了4个月半，都快赶上长征了。

　　三年后，即1943年，他们学成毕业。他被分配到驻扎在四川的胡宗南所属76军。1945年调防到湖北抗战。内战暴发后，为接新兵，他们又回到咸阳。整编新兵后，1947年先后到北潼关、洛川驻防。洛川是国共分界线，那个时候他担任排长，下辖三个班，有40多人。当时东北的内战已经打得很热，1947年上半年西北开始战役开始的时候，他们下级军官和士兵都不知道下一步去打谁。老人感叹道：解放军的战术好，敌进我退，敌弱则消灭之。国民党的军队自顾自，相互不支持，刚好落入了解放军各个消灭的战术。1947年老人曾到过延安，那个时候延安已经被国民党军占领了一年多，他看到的延安，被打得一塌糊涂，而毛泽东是有意撤退的。

　　老人说他一辈子也不会忘记1947年4月14日被俘的那个日子。当时，他所在的135旅正驻扎在瓦窑堡，那个旅的旅长、副旅长都是广东人，旅长托病不在部队，部队由副旅长麦宗愚指挥。老人说，国民党部队的军官都很腐败，头天晚上，军官们都在打麻将玩牌赌钱，解放军趁黑合围了他们，他们却毫不知情。4月14日早上，部队开拔，走了五六里路，前面突然响起了枪声。副旅长麦宗愚指挥一团上左山，二团上右山，他所在排的任务是保护旅部，跟着旅部上了右山，准备突围。可解放军早设下了埋伏，火力密集，他周围不时有人中枪倒下。他们越过山顶，以为逃出了包围区，可前面又有火力封杀，还是在包围圈中，他们根本没有抵抗的能力。解放军的包围圈越缩越小，最后，一个手榴弹扔过来，要不是他眼快手快趴倒在一个低洼的坑里，早被炸死了。他趴在那个坑里一动不动，有个解放军战士过来拍拍他，说，同志，你起来，你被俘虏了。就这样，他被缴了枪，和其他被俘的人一起，排了队，跟着那个解放军战士走。老人说，这一仗从上午8点多，一直打到下午4点。在8个钟头的又惊又吓之下，人感到又渴又饿，疲乏极了。

　　老人时候说了一个小插曲。那时，他还有法币、戒指、手表等一些小财产。有个解放军军官，人家叫他指导员的，黄昏的时候拿走了他的手表。晚上有人问他们，有谁拿了他们东西没有？老人说他的手表让指导员拿了，不一会，那手表又还到了他手上。

　　第二天早上起来，他们在操场集合，老人发现，1500多人的一个旅，少数人突围逃走了，一部分被打死了，被俘的有1000多。他们由民兵看护，有人担心东西被缴，悄悄地埋在了操场上沙土或者柴禾堆中，这些藏起来的东西后来他们没能找回来，全让当地老百姓拿走了。老人的东西后来全部上交给解放军保管，劳动改造后一点没差，全部发还给他了。

　　他们被俘后的第一件事是集中学习。学习的内容，老人记得很清楚，第一课是揭露美帝国主义的真面目，第二课是认清蒋介石的反动本质，第三课是土地改革政策。然后参加砍柴、烧炭、掏粪等劳动。1947年底，他们完成了劳动改造。上面宣布，愿意参加工作的，部队欢迎；想回家的，部队欢送，送路费。王岳宝老人在劳动期间表现很好，选择了留下工作。他被分配在炮兵团，担任炮兵观察员。炮兵观察员在观察计算时需要用到三角、几何、代数等数学知识，1948年，他又学习一年。1949年，在甘肃参加了围歼马步芳的战斗。马步芳当时驻扎在甘肃皋兰山上，他的骑兵非常厉害，但是在解放军的迂回夹击之下，在山西古关镇山沟里，他的一个骑兵旅被打得尸横遍地，惨不忍睹。8月20日，开始攻打兰州，解放军用机枪封锁了黄河大桥，马步芳部死伤无数，只好退往河西走廊，他们乘胜追击，直到武威，部队下令停止追击，就地休息，召开庆功大会，论功评赏。再不久，中国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当天，他们每个人得到犒赏三角，获得一枚“解放大西北”的纪念章。

　　解放后，他所在部队参加了天兰公路建设。1950年回潼关。这个时候，他开始想家了，准备向组织上申请退伍回乡。1951年，他的未婚妻只身前往西北找他，更增了他的思乡情。1953年，部队减员，他拿了部队发给的550元退伍费和证明，回到家乡参加土改。退伍前，他担任团部参谋。

　　回家后，他参加了村里的生产劳动，长期担任生产队会计。改革开放后，还到服装厂做过保管员，万竹学校的食堂会计。1996年，妻子去世，他辞职回家，开始休息。一晃，13年就过去了。

　　我们问他，文革中有没有吃过苦头？他说有一次，公社领导来村里主持批斗会，把另外一个批斗对象的名字说成了他父亲，他站起来说弄错了，结果当场就被揪上去斗了一场。

　　老人现在的身体看上去还比较硬朗，但他说自己患有高血压，经常头晕、腿脚无力，需要常年服用丹参片、降压灵等药物，已经不能劳动了，最多还有两三年活头。我说不会的，前两天我碰到一位百岁老人，身体比您差远了。他呵呵说道，不可能的，不可能的。看上去，老人早将生死问题置之度外了。

　　临别时，老董塞给他几百元钱，他坚辞不要。老董说我是您儿子的同学，作为晚辈，来看您应该带点东西。这次来得比较突然，事先也没什么准备，您就用这钱自己买点东西吧。我们也随和着说应该的，您就收下吧。推辞再三，老人终于收下了。

　　我们告辞时，老人一直把我们送出弄堂口，远远地看着我们离开。

　　（老人的回忆虽然清晰，但由于我对那段历史不了解，故事中的地址、日期，并未考证核实）
　

　　老人与老董聊天。
　

　　老人说起过去的故事，思路特别清晰。
　

　　被俘的那天，解放军团团包围了他们。
　

　　战斗异常激烈。
　

　　老人说要不是他趴倒在一个低洼的坑里，躲过那颗手榴弹，他早就没命了。
　

　　老人就是拿着这张《革命军人证明书》退伍回家，参加土改并分到了土地。
　

　　临别的时候，老人再三推辞老董给他的钱。
　

　　老人送我们出门。
　

　　老人一定喜欢自己喜笑颜开的样子，这张照片下次送去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