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奉化自然地貌及山水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宋《宝庆四明志》（成书于1228年）。其中卷十四专载奉化事物。“叙山”条下，第一座记“四明山”，第二座记“丹小山”。第三座记“桃花坑山”，全文如下：
　

　　桃花坑山，县西五十里，四明山之上，二十里云之南也。山岩壁立数仞，延袤数百尺，岩色红白相间，隐映出没，状如桃花之初发，故以名之。四山环绕宛如盘谷，中有平田数百亩。昔太白禅师纳交孤竹君之裔，飞锡于此，择其地而居之，留偈云：“昔是神仙窟，今为长者居。定须攀月桂，宜教子孙书。”嗣赵伯圭来守此邦，因太白偈访其后，乃得竺君汝舟者，览山川之胜，叹先贤之裔，嘉奖形诸尺牍，端宪沈公焕志其事，藏竺氏家。

　
　　此段文字，除了描述桃花坑山的自然景观外，还记载了两件事：一件是太白禅师与孤竹后裔即竺氏人家交往，留偈并飞锡于此；第二件事是郡守赵伯圭因羡太白偈，专访桃花坑山，结交了隐士竺汝舟并与其一同游览山川之胜。这两件事都由沈焕记载下来，当时由董村竺氏人家收藏。我估计《宝庆四明志》关于桃花坑山的文字，就是根据沈焕的记述整理的。
　
　　从《宝庆四明志》这段文字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太白禅师写偈并飞锡于此、赵伯圭与竺汝舟结交并游览山水这两件事，显然发生在两个不同时期：太白禅师与孤竹君裔，即竺氏人家结交之事发生在“昔”，之后竺氏家族遵照太白禅师之嘱，教子孙读书并取得成效，获得后来郡守赵伯圭慕名寻访考察并赞赏。赵伯圭是宋孝宗赵慎的同母之兄，《宝庆四明志》记载赵伯圭两次担任明州郡守，第一次任期是隆兴二年（1164年）至乾道三年（1167年），后因母亲去世罢任，第二次任期在乾道五年（1169年）至淳熙元年（1174年）。他是明州行政长官中身份地位都比较特殊的人。沈焕(1139—1191)是南宋四明学派代表人物，治学严谨，又与赵伯圭是同时代的人，这个记载比较可信。
　
　　此后，地方各种版本的史志记载均有桃花坑、竺汝舟的记载，从文字表述上看，各种说法均抄自于《宝庆四明志》，但后来内容与情节逐渐有了一些差别。
　
　　成书于1320 年的元代《延祐四明志》关于桃花坑山的内容，只摘录了自然景观，未述事。全文如下：
　

　　桃花坑山，在州西五十里，四明山之上，二十里云之南也。山岩壁立数仞，延袤数百尺，岩色红白相间，隐映出没，状如桃花之初发，故名。四山环绕宛如盘谷，中有平田数百亩。

　
　　成书于1535年的明代嘉靖《奉化县图志》，也有引述于《四明宝庆志》的“桃花坑山”的记载：
　

　　桃花坑山，在四明山南。宋“宝庆志”：四明山之上，二十里云之南也，山岩壁立数仞，延袤数百尺。岩色红白相间，隐映出没，状如桃花初发，故以名之。四山环绕如盘谷，中有平田数百亩。昔隐士竺汝舟与太白禅师相往来，故飞锡于此，择其地而居之，留偈云：“昔是神仙窟，今为长者居。定须攀月桂，宜教子孙书。”嗣赵伯圭来守此邦，因太白偈访得汝舟君者，览山川之胜，嘉奖之，形诸尺牍，端宪沈公焕志其事，藏竺氏家。

　
　　这段文字关于桃花坑山自然景观的描述没什么变化，但述事时，将《四明宝庆志》记载的两件事搅和在一起，变成了竺汝舟既与太白禅师往来，又与赵伯圭一起游览山川。而且根据字面理解，“飞锡”并留偈者也似乎成了竺汝舟，这也是我在初步接触到这段文字时一直看不明白的地方。这段文字既然来源于《四明宝庆志》，就不应该如此表述，看来古人抄作业也极不认真，把意思都弄混了。
　
　　成书于清道光八年（1828年）的《四明谈助》也有桃花坑山的内容：
　

　　桃花坑山，在二十里云之南。山岩壁立数仞，延袤数百丈。其石红白相间，掩映如桃花初发，故名。隐士竺汝舟居之，与仗锡僧修己往来。留偈云：“昔是神仙宅，今为长者居。定须攀月桂，宜教子孙书。”沈端宪志其事。元末，孤峰德结庵于此。语见《四明山志》。

　
　　这段文字少了“中有平地数百亩”，如“盘谷”的描述，将与隐士竺汝舟交往的太白禅师改成了仗锡僧修己，另外增记了元代的孤峰德在此结庵的内容。增记的事发生于元代，这个好理解。《四明谈助》的文字来源于黄宗羲撰《四明山志》(成书于1703)，我又查了一下，两者说法果然几乎一致，唯《四明谈助》中的“数百丈”，黄宗羲的《四明山志》原文是“数百尺”。那么，黄宗曦提及的仗锡僧修己的依据又来自于何处？莫非太白禅师与仗锡僧修己两名同一人？如果是同一人，当年沈焕为什么不记？
　
　　我觉得，既然诸多文字的表述来源多源于宋代的《宝庆四明志》，那么以后的文字，除了增加的孤峰德结庵这事之外，窃以为都可以忽略不计。
　
　　不过，从《宝庆四明志》中，我又读出了一些新内容：
　
　　太白禅师结交孤竹君之裔即竺氏人家之事，应该与沈焕记述此事的时间相隔比较久远，否则他不可能不记述结交人的具体名字。沈焕曾为竺大年的父亲写过一块墓志铭，开篇说竺氏“上世唐初繇越之新昌徙居焉”。董村唐代时就有“云南”之地名，晚唐两大文人皮日休和陆龟蒙唱和“四明山九题”，其中提到“云南”“云北”“过云”，均与董村相关，说明唐时董村就有人家居住。此外，董村唐代曾有证道寺，宋代《宝庆四明志》记载：证道寺在“县西七十里。唐光启二年（886年）置，名灵桥。皇朝（宋朝）治平二年（1065年）赐今额（证道院）。”出家人飞锡某地，很大可能是情形是选定地点自建寺庵。是不是可以推测太白禅师就是证道寺的开山祖师？
　
　　按照目前比较通行的说法，浙东竺氏始祖为中立公。《筠溪竺氏族谱》收录有中立公之父竺贶（字表恩）在大宋雍熙二年（985年）为族谱作的序。族谱记载，中立公的第五代孙迁居董村，按照20年一代测算，竺氏迁居董村的时间大概在公元1100前后。比证道寺始建的时间要晚200多年。寺院先建于村庄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按照当年的条件，距村庄和人家太远，化缘、度人都不方便。禅师因与当地人交好而驻锡建寺，显然更为合理。以前我就推测，竺氏在董村生活的时间比现在通行以为的宋代更早。《宝庆四明志》中关于桃花坑的记述，更为我的这一推测增加了份量。
　
　　唐宋时期，桃花坑山山青水秀，风光迷人，皮陆之诗为山水添色。竺氏人家按照太白禅师之嘱，耕读传家，至宋时出了隐士竺汝舟，理学竺大年、诗人竺大本等，人文荟萃。地以人贵，桃花坑山因此以奉化排名第三的序列进入《四明宝庆志》山川篇，也就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