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30日,一大早醒来,打开手机,收到短信提示,有一个陌生的号码,已经连续两次拨打我的电话。我没等穿好衣服,赶紧回电。那边说:你是不是统战部的?我是的。他说,我是王岳宝的儿子,今天凌晨2点,我父亲去世了。我看他这儿有你的电话,就给你报个信,
我一听,使劲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就在前一天下午,宁波黄埔同学会90岁的楼吉康会长,不辞辛苦亲自从宁波跑到奉化,要我向黄埔同学会的各位同学转交省统战部的慰问金。这笔慰问金是为了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由省委特批的。楼会长说,春节前最好全部送到同学们手中。楼会长告辞出门,我也旋即出了门,先开车到棠云,给住在那儿的两位江老先生送了慰问金。本打算今天抽空给住在城区附近的两位送去,其中之一就是王光垗老先生。后悔啊!迟了一步!
一个多月前的11月9日,宁波的楼会长来奉化慰问黄埔同学。那天我陪同他去中医院,看望正在住院的王光垗老先生。我们进入病房时,老先生正在输液,尽管他看上去消瘦了不少,但精神头还不错,想爬起来跟我们握手,我赶紧止着了,说您安心住院养病吧,今天我陪楼会长来,不多说话了,改天我到西坞找您聊天。老人连说好的好的,谢谢谢谢。那次在病床上的一见,竟成最后一面。
回想起2009年夏天,跟他第一次见面时,他在兴致勃勃的叙述了他的往事后,说起过,自己年纪大了,身体不是太好,最多只能活上两三年。我说不可能啊,现在百岁老人很多啊。他说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我快90了,已经很满足,很高兴了。不想他的戏言竟成现实。
正是那次碰到王光垗老先生之后,我萌生了寻访健在的黄埔老兵的念头。从2009年夏天起,历经数月,奔波数十次,我寻访到了在奉化境内居住的10位老兵,替他们留下了人生中最后的影像,记录了他们口述的部分往事。我将寻访形成的内容,归纳成专题《最后的黄埔老兵》,曾在博客上发过,在本地的锦溪摄影俱乐部2009年年册中入选过,在2010年平遥国际影展中展出过。2011年,我将采写的内容编辑成一本题为《寻访最后的黄埔老兵》的小册子,自费印刷后,给他们每人送了一册。
自跟王光垗老先生初次见面后,我后来又探望过他5次。他2010年上半年因高血压住院,出院后搬到他女儿在西坞的家居住,我一度与他失去了联络。为了找他,我与朋友一起,曾两次在西坞这个有近万人口的大集镇上四处打听,最后终于成功找到了他。老人每次见到我都很高兴,絮絮叨叨地说往事,说近况,说他的欢喜与烦恼。老先生说他现在的补贴每月有1000多元,主要用来看病买药、人情贺礼,因为长住在女儿家,也给女儿一点。共产党对他们这代人很关心,除了每个月给补助,过年过节,黄埔同学会和统战部还要上门慰问。你们还经常来走动、看望我们,蛮好。他说:要是没有共产党,我早就死了。
王光垗老先生最大的烦恼是他外孙的房子没着落。他说他外孙大学毕业后在宁波一家酒店打工,年近30,在谈的女朋友要求男方买房子,这成了全家现在最大的困难。老先生说起这事,长叹短吁,一脸无奈。老先生的女儿女婿都60岁多了,目前在西坞西仲村租住,以种蔬菜卖蔬菜为生,每天天没亮就要出去工作,早出晚归,赚的是辛苦钱。外孙在酒店工作的收入也不高。对这样的家庭来说,要在城里买套房子,确实是个大难题。
2011年7月,崔永元的《我的抗战》摄制组,在“关爱老兵”网志愿者的牵线下,打算来奉化采访我寻访过的这批黄埔老兵。考虑到许多老兵的身体情况不容乐观,我陪同志愿者,一一上门征求他们的意见。王光垗老先生说他头晕,记忆力不行,怕说不清楚,不想去。那天,他的女儿也正好在家,我对他女儿说机会难得,晚上再鼓动一下,尽量让他接受采访。到时候,我们会来接他的。第二天,我打电话确认,他女儿说已经说通了,他会去的。
王光垗老先生接受访摄制组访谈那天,我因有公务缠身,没有参加。我委托博友江幼红一大早去西坞接他,采访完后又送他回家。为了方便接送,事先我们还踩了点,作了周密安排,包括车停在什么地方,走哪条路到停车点,回去时送他到哪个地方下车等等。他女儿说:你们不用那么小心,几个月前,为了到城区拍张标准像,他弟弟还用摩托车来载他,从西坞到城区十七八里地,他就坐在摩托车的后座上,一会儿功夫就打了个来回。老先生半年前身体还这么棒,谁会想到,这么快就去世了呢?
王光垗老先生的后事在殡仪馆举办。那天下午,我在忙完公事之后,专程去殡仪馆为他送行。在殡仪馆一个狭小的告别厅里,看到了躺在冰冷的玻璃棺材中的老先生,被子下的老先生显得异常瘦小。他的脸上蒙着白布,无法看到遗容。整个场面又实在冷清:殡仪馆里只有他的儿子和女儿在值守,幸好博友董满永带了老先生大儿子的同学们也在——他大儿子前些年已经因病去世,这其实也是他生前心中的一个痛。
老先生的儿子和女儿对我们说,老人前不久从医院出来后,身体复原得不大好,一直吃不下饭。去世前两天,人已经陷于昏迷。昏迷中老说胡话,说:现在国家有困难,养不了那么多老人了,这回我真要走了,你们看,墙上有我的名字呢……我听了,跟老董他们面面相觑,说:难道人对自己的生死真有预感?人莫非真的有灵魂?
老董后来对他说,那天我离开殡仪馆后,王光垗老先生的家人告诉他,老先生家族里,上过黄埔军校的有好几位。文革时,他们家曾被抄,许多祖上留下来的宝贝被搜走。文革后去查询,说东西找不着了,最后,补了500元钱了事。也不知道那些东西落入了谁手!
在王光垗老先生灵前,我以宁波黄埔同学会的名义和我单位的名义,分别献上两个花圈,并焚香一支,默默祷告:愿老先生以及他已故的亲人、战友,在天国快乐!我想,天国里,该不会有纷争和苦难吧!
2009年11月29日,与博友董满永第二次去看望王光垗老先生。左为老先生的弟弟。
2010年5月3日,再次去箭岭看望老先生,他家里没人。在村里碰到这位中年汉子。这位曾经长期担任村电工的汉子说,老先生前段时间住院,出院后住他女儿家了,他女儿住西坞,但没有联系电话,估计老先生不会再回箭岭住了。电工师傅对老先生的为人赞不绝口。
2011年6月5日,经过两次找寻,终于在西坞他女儿家找到了老先生。老先生认真在看我带给他的我们摄影俱乐部的画册。
他在那本画册介绍他的页面上签的名。
给他的女婿送啤酒的商家,对老先生也是尊敬有加。
2011年6月5日,我带“关爱老兵”的志愿者看望老先生。
那天,我把自己编辑印刷的《寻访最后的黄埔老兵》小册子送给他。(博友江幼红摄)
2011年7月6日,我上门动员老先生接受崔永元《我的抗战》摄制组的采访,这张照片是我替老先生拍摄的最后一张照片。11月9日那天陪同宁波黄埔同学会楼会长去医院慰问他时,我看他躺在病床上,没好意思把相机拿出来。
2011年12月30日下午,王光垗老先生的灵堂。
一脸悲戚的老先生的女儿、儿子在灵堂守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