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当地报纸的文学副刊，从一篇文章的标题上看到一个很熟悉的人名，就觉不好：可能这位老人过世了。赶紧往下看，才看两句，果然。
　　
　　对这位老人，我可是未见其人先知其名。当年还在上学时，经常见到乡间墙上贴的法院布告，白纸黑字陈述某某罪犯的罪状，最后一句往往是是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接着下面是院长的手写体署名。这样的布告正中，往往有一个鲜红的大勾子，看上去触目惊心。当年乡间读物少，信息渠道少，布告上说的事情，都是经官方证实了的情节曲折的传奇故事，谁不想看？可以说，普通老百姓大多不知道县里当权的大官家们的名字，唯有这法院的院长，凡认识字的，都会有印象，也会有记忆。本地的院长们，连着好几任，名字中都有一个土得掉渣的阿字，印象可能更加深刻。
　　
　　等我见到这位院长的真容，已经是80年代末，在机关工作的时候了。在同一座楼里办公，人家介绍时，我的第一印象很意外：大名鼎鼎的法院院长，怎么会是个矮小精瘦、嗓音不高、和颜悦色的小老头呢？我甚至都怀疑起小时候的记忆是不是会有误。但这个很容易弄明白，向同事一打听，证实我小时候的记忆力，还是比较可靠的。
　　
　　不过这个第一印象很快就被后来的接触所冲淡，因为，别看这老头矮小精瘦，但论起理讲起法来，还真是精通呢。到机关工作没俩月，我参加了一个土地执法工作组，在乡下一个镇里驻扎半个多月。这位老院长也一起参加了，他是我们一起去的组员中最年长的，我是这个组里最年轻的。老院长没有啥架子，对我说话很和气。他在工作组中的主要任务是法律把关，全体组员对他都很尊重，发现意见不说是一言九鼎，也很关键。
　　
　　那是1980年代的最后一年，我们工作组在乡下工作的那段时间，京城正闹腾得厉害。当年我们住在供销社办的一家旅社里，旅社的每个房间都有一台黑白电视机，但信号很不好，经常放着放着，雪花点就布满了屏蔽。因此，一到晚间新闻联播时间，大家就窜来窜去的找清晰一点的电视看，相互之间还边看边议论。由于这事情离我们很远，议论的时候，像我这样的小职员，说话出点格，也没有人指责。
　　
　　当年乡下的能源供应紧张，经常停电，一停水就停水。6月的天气，气温已经接近高温，每天傍晚不洗个澡，无论如何也不行。有一天下午，从村里回来得早，旅社里又停水了。没办法，老院长提议到山边一水库洗澡去，我当即响应。结伴同去的还有一位中年的同事，三个人，老中青三结合。
　　
　　从旅社到水库得好几里地。我们边走边说，说的内容当然是京城闹腾的那事儿。这一说，三个人的观点刚好是三代人的想法：老院长认为，这样闹腾绝对不行，成何体通。中年同事说，闹腾的理由是成立的，但是形式过了，应该制止。我是满心的同情闹腾的那帮人，因为自己也刚刚从他们的那个年龄上过来，但又不敢说得太明白，心里想的是：国家都成了这样子了，不闹腾一下怎么行？结果，三个人谁也说服不了谁，从旅社出发，一直争论到见到水库清冽的水，才满心欢喜地洗起澡来，将这八杆子也打不着的事儿放下……
　　
　　这之后不久，这老院长就退休了。不过退休之后也仍然在打交道。他是政府聘请的法律顾问之一，开大会，或者有问题要咨询，经常要碰个面。后来因为人才多了，或者还有可能是领导换多了，渐渐的，形成了一个惯例：已经退休的老同志，不再进入体制内发挥作用。因此，跟老院长的接触在若干年后慢慢少了。直到记不清从哪年开始，就再也没见过他。
　　
　　后来听说过一个段子，说市里有几个已经退休的老干部，本来在1949年10月1日前已经参加工作。后来填履历表时，说为了好记一些，相约把参加工作的时间填成了10月1日。没想到，后来的政策中，10月1日前后参加工作的，退休后的待遇有天壤之别。为此，他们曾数次向组织上提出过异议，要求更改。组织上要求他们提供证据，结果，翻遍档案没发现有记载，唯一能提供的证据，是他们相互之间出具的说明。因为都是利害相关人，组织上没有采纳。据说这批老干部中也有他，但到底是不是属实，我没有认真求证过，姑妄记之。
　　
　　我的前一个岗位工作，刚好是我跟老院长接触时他的就职单位。我在翻阅退休人员名单时，没见到他的名字，一问，原来他退休的时候，又将关系转回到法院去了。所以，每月一次的退休干部开会，也从没有他的影子。
　　
　　2009年5月的一天，有一位老者突然来访。我细一看，哟，这不是老院长吗？多年不见，当年炯炯有神的双眼，这时候好象明显失去了光采，行动也显见迟缓，记忆中精干的形象不见了。我热情地跟他打招呼，他却似乎不认识我了。经我提醒，他才好象想起了我。这次来，他带了一箱书，委托我送他曾经一起工作过的同事。他抖抖索索的给我一张纸，上面列了他要送书的名单，嘱我要一一送到。我翻开他送的书一看，原来是他多年来写的诗的合集，是他的孩子们给他制作的80大寿的礼物。这书的收录的诗，是他从60年代开始，直到编成的前一年写的，诗集中还配有不少不同时期的照片，许多诗作以手迹形式印刷，线装形式装订——设计和装帧还真别致。他在前言中首先申明自己读书不多，只是个诗词爱好者，态度十分谦逊。我粗看了看，他的诗作的水平况且不论，但从注解中，他一生的经历和工作轨迹却清晰可见，分明是一部个人简史，非常难得。我满口答应，一定会将书送到他的同事们手中，同时，希望他多留几本，由我送给其他喜欢作诗的年轻人。他也很爽快地答应了。
　　
　　这之后，又一直没见他，直到这次从报纸上看到他的去世的消息。看来上次那一见，就是永别。
　　
　　报纸上的文章是他的侄子写的，内容是介绍他的二三事，我想，我跟他有过短暂交集，也知道他的二三事，也能记一下，于是就有了此文。对于老院长的评价，我听到过几个不同的版本，我想，对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官员，人们有着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仅从他的诗作来看，就能很容易发现，他身上也带着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基本都会有的鲜明印迹。对于这代人的世界观，我想我没有必要评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老院长的一生，工作是勤勉的，襟怀是坦白的。我看他在诗集中的自述，他4岁丧母，12岁辍学给人放牛，一生只念过4年书。他20岁参加工作，1979年后任法院院长，独当一面十多年。1990年退休之后，又受聘做了10年的政府法律顾问和一家名企的法律顾问。没有刻苦学习的精神，没有一点真本事，是不可能达到这个高度的。我想，他对于自身的评价，也有可能充满着复杂的心态，这从他在世纪之交时就自撰拟就的墓志铭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
　　
　　白丁当法官利弊得失乃是历史造就
　　平民坐公堂明庸廉贪自有后人评说
　　
　　斯人已逝，能给人留下点遗产，唯有文字。他这本诗集太有价值了——我又翻了翻这本内容不多的诗集，如此感慨。
　　

　　老院长的诗作手迹。
　
　　题头图：老院长来我办公室送诗集。摄于200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