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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2月，春节前后，我正忙着一件大事。那年，奉化举办了一个元宵灯会，主题叫做“奉化之光”。我担任了活动组委会的办公室主任。大概在1月份开始，活动就着手进行筹备。布置任务、筹划方案、实地检查彩灯制作情况等等，忙得不亦乐呼。

　　那个时候奉化财政很穷。组织这么一个大型活动，市里拨了专款3万元。彩灯的制作任务分配给各地各部门，灯会需要的电力等也由部门贡献。我一个办公室主任，一分钱也调动不了，钱全部给了文化局。我要做的，只有跑腿，磨嘴皮子。好多年前，有个地方开灯会闯了大祸，死了好多人，结果组织活动的好几个负责人坐了牢。所以，从我的本意上讲，很不愿意组织这样的活动。但是上面让你负责搞，不由你不搞，一个小小的执行者，说话没多少份量的。

　　筹备工作做得差不多了，灯会定于2月19日傍晚开始，计划展出一个星期。展出地点在当时城区内比较繁华而且最为宽阔的中山路上。那年的春节是2月7日，春节长假到休息到2月13日，14日才开始上班。因此春节长假还没结束，灯架已经开始安装。到2月19日那天一大早，彩灯就开始安装了。

　　那天早上去上班，我跟家里人开玩笑说，你们替我打点好行装吧，晚上灯会要是出了事，我就不回来了，直接去蹲班房了。说实在的，那个灯会的架子全是用脚手架钢架搭建的，长长的连在一起，绵延一里多。彩灯需要用电，各个地方送来的灯，质量良莠不齐，哪个电线接头脱了胶漏了电，触电倒下的肯定不止一两个。这些安全问题，不是事先没考虑到，而是根本无法控制。加上奉化好多年没有组织大型活动了，这次到底有多少人会来凑热闹，谁也无法预料。所以，我的心一直悬着放不下。

　　由于这个原因，上午安装的时候，我沿线检查的首要问题就是安全。当时的文化局长是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他是个艺术家，一路上总是说这个灯不好看，那个灯安装不到位，甚至要人家拆了挪位置，说灯会布置要讲艺术品位，大小彩灯要高低错落有致。结果我们俩在马路上吵起来了。我说我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绝对保证安全，已经安装到位的，只要接线安全问题检查过了，就不要动了。二是晚上灯能够按照亮起来，就可以了。好看不好看不关我事。结果他说要听他的，我说要听我的，最后我火了，说那你来管吧，我回去了。这下他不响了，人家已经安装好的，当然也不肯再挪窝，最后一个也没有再动。

　　中午，在中山路西头他们单位门口吃快餐，那天太阳很好，气温也不低，就是风比较大，那门口有一段路还没浇铸水泥，风一刮，灰砂铺天盖地直往餐桌上落。大家戏称中午吃的是“炒面粉拌饭”。吃过午饭，在他们单位院子里的草坪上晒太阳，中午的太阳直射下来，晒得人懒洋洋的。正午12点，局长说，这个时候正是鬼出来活动的时候。我说，要是哪位大人物过世了，我们这活动估计也不用搞了。说这话其实是有点根据的，因为，当时已经风传邓小平身体不好，病情已经恶化。

　　活动在晚上6时半开始，这个时候开已经开始暗了下来。按照原来设计的方案。有个简单的开幕式，为此专门在大马路上搭了一个台。临开始前，马路上已经人山人海，而这时候灯还没亮。观众不知道台前有什么活动，都涌到这段马路上来看热闹。我在台侧看过去，台前已经已经有了人潮的感觉，好象麦流滚滚，我的心悬了起来，生怕这时候一挤，就会发生踩踏事故。到时候不知道会伤多少人。我说活动快点开始，而这时候，参加开幕式的有关领导在酒店吃了饭，人却挤不进来了，他们过来的速度很慢。总算，在天没全暗下来的时候，人到齐了，活动终于可以开始了。

　　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当时新上任的公安局局长，还没怎么认识我们周围的人，他发现我们在主席台不远处放置了一些烟花爆竹，准备等领导一宣布开幕，他们那边就燃放烟花爆竹。他觉得这么多人放烟花爆竹可能会有危险，就前去制止。他那天穿了便装，工作人员中没有人认识他，就当面顶撞了他，叫他来跟我说。他又不认识我，就四处在主席台周围找我。我们的工作人员跑来跟我说，公安局有个什么局长说不能放，而这时候离开幕已经二三分钟时间了，领导们已经全站在主席台上。我跟组委会主任讲，说公安局有个领导说不能放。他衣袖一摆，说不管他们，按计划进行。我就退下台来，其实放届也不放也好，这时我根本无法通知到他们了。几句简短的讲话过去后，这边宣布开幕，那边烟花爆竹就噼里啪啦爆开了。领导讲话的当口，站在台前的人住了脚，两边马路上的还在涌进来，台前的人群出现了波涌，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还好，那旁边烟花爆竹一响，灯唰的一下全线亮了。台前观众哇的一声齐叫，西边一侧开始向外走动，台前人群压力总算开始松动。我赶紧叫主席台的人下来，把主席台的灯光全关了。马路上的观众这才开始有序观灯。

　　下得台来，却看到那个公安局的领导正在跟我们一个工作人员吵架。那个领导叫着我的名字，却指着他的鼻子，说：“某某最坏了，把他抓起来。”我在旁边听了不由得发笑。旁边几个领导劝解了一下，把双方拆解开了。不过在当晚的整个展览中，我一直没发现那位工作人员，临到快10点了，我问文化局长，他说肯定是气坏了，叫我打个电话问候一下。我打电话问他人在哪？他说在马路的另一头。其实我知道，那个架吵得真伤了他的心，不知道他躲到什么地方生闷气去了。见我打电话给他，他马上出来跟我们在马路上会合。他说，我也是部队团级干部转业，50岁的人了，从来没有人如此对待他过。我们也只能安慰他几句。几天后，在我们单位的院子里，我碰到了那位新来的公安局长，他主动跟我打招呼说，原来你就是某某啊？我跟握了握手，说：没见过，不认识吧。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灯会开展后，悬着的心一直没能放下。我们在每段展位前派驻了一个工作人员，展出一开始，工作人员根本无法工作，人一挤，手也无法举起来，一个小小的红袖章，无法施展其威严，我们也无法与其联系上。不时有险情报告传来，其中一个报告说，有一个灯被人挤坏了，电线掉在地上直冒火星。我急得赶紧跟在身边的供电局负责人讲，速去修复。他们挤过去，找到事故地，抓紧修复了，没有出事，那是老天保佑！

　　总算捱到晚上10点，终于，观众渐少，灯展也可以全线熄灯了，头天的展出结束。我们再全线检查了一遍，叮嘱值班人员管理好彩灯，赶紧回家休息。一整天的又累又怕，一睡下，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大概是早上5点钟左右，熟睡中，突然被床头的电话铃惊醒。我拿起听筒一听，原来是市委办主任打来的，他说：“昨天晚上……”刚听了半句话，我的心就呯呯直跳，现场有人触电了？灯架倒掉了？种种念头在脑子里飞速转过。“昨天晚上，接到通知，说邓小平去世了。”听完全句，我觉得人一下子瘫软下来：唉，总算不是我们出事。主任说，你通知组委会的几位领导，市委书记在办公室等候，要商量一下灯会的事情怎么办。

　　我边穿衣服边对妻说，这下好了，灯会不用继续了。打电话通知文化局长的时候，第一句说就是：昨天中午我们在草坪的话成真的了。

　　到了市委办公室，看到已经有好多人等着了。知道上面传来的消息的详情。邓小平因患帕金森病，并发肺部感染，循环功能衰竭，抢救无效，地1997年2月19日21时08分在北京301医院逝世，享年93岁。

　　大家小声议论片刻。议了一会，大家都感到肚子饿，我又出来到街上买一一些大饼、油条。这时，人到齐了，开始开会。报社的人拿来了今天的报纸，头版套了红，报道了灯会的开幕盛况。大家说，这报纸的事情容易定，停止发行，按照新华社的通稿重新印一份。这样，2月19日的报纸有了两个版本。我估计那天好多地方报纸都是这样的。我把那天先印的报纸要了一份带回家，连同后印的，直到现在还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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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会的事情怎么办？大家众说纷纭。要是这事搁在二十年前的1976年，那很简单，两个字：停办。但这已经是二十世纪末了，邓小平逝世，是不是还像以前领导人逝世时一样处理？这二十年中，好象还没有影响力如此重大的传人去世过。虽然大家的意见不是太集中，文化局长的主意更绝，他说用一些黑布把架子围起来，等治丧期过了再重新开放。真不愧是艺术家，想象力超群。我说这不可能，先不说这样一来大马路不成样子了，就是围起来了，又怎么管理？叫谁来管？说了半天，最后的结论是，原则上停办，具体等上面有精神了再作决定。一大早的会议就这样结束了。回来的路上，我想，这个灯会，肯定就这样完了。

　　果然，中午后，上级有精神了：停止举办大型娱乐活动。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没等我们组委会发出通知，两个小时后，我再到中山路去，看到整条马路上已经是一片狼藉。不但灯已经拆得不见了踪影，就是架子也在以飞快的速度被拆除。看到准备了一个来月的灯会就这样草草结束了，心里感到非常矛盾：一方面为这风险极大的活动停办感动欣慰，另一方面又为倾注了这么多精力的活动落个如此结局感到惋惜。

　　当天晚上。躺在床上，一合上眼，眼前还是灯会的嘈杂场面。半夜，感到人浑身发冷，脑子糊里糊涂，觉得可能是发烧了。妻也说我整个晚上身体火烫的。不过，第二天早上起来，热已经退了。

　　那次灯会后，我的工作作了调整，重新分管单位内部事务。半年后，当年的七月，这些灯被重新拿出来，在老地段又展出了一次。新分管的同事来问我有什么经验教训，我只说了一条，千万不要省一笔最重要的费用：在灯会展出场地沿线一定安装好高音喇叭，这样万一有事，可以在现场发出指令，疏散人群。灯会展出第二天，我与家人去参观，觉得现场人没有第一次那么多，而且那些曾经很熟悉的灯，觉得一点也不好看了。

　　自从那次以后，10年了，奉化再没组织过如此规模的文化活动。能够与此规模相媲美的，倒是有几次彩票大奖组的销售，很巧的是，头两次，我又参与了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