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洪老先生靠着被子、半坐在床上跟我聊天，他的老伴和女儿女婿坐在一边陪着。他的床边是一扇窗，上面钉了一张塑料布，估计是防风的。老人的对面放了一台电视机，床头后面是一张摆满了奶粉、罐头和药品等杂物的桌子。这房间的墙面没有经过粉刷，整个房间显得简陋昏暗。老人思路清晰地讲述他的故事，同时对他的女儿女婿说，你们也坐着听听，好多事情我从来没有对你们说起过。
　
　　在这之前，我已经往他家里跑了五六趟，头两次家里都没人，第三次去的时候看到他了，却发现他正躺在床上，他老伴说他前不久生了一场大病，前两天刚刚出院，动弹不了。我与前来探病的老人的两位远房堂弟聊了一会儿天，辞别时对躺在病床上的老人说：半个月后再来看您。两个星期后，约了朋友第四次去，发现他家里仍然没有人，一位邻居大娘很热心地绕到他家后院帮我们叫门，没有人回答。那天稍晚些的时候再去，在门口碰到他老伴买菜回来。她说刚才人在屋里，我们叫门的时候他们没听到。进到里屋，看到老先生躺在床上仍然起不来，不过精神好了许多。他说等我起来了，好好跟你聊。
　
　　这期间，来了一回冷空气，等冷空气影响结束，又过去了一个星期。那天下午，天气有点转暖，我再次去看老人。多次来这里，在胡同口租住的一位外地大妈已经熟悉我了，问我又来啦？接着说今天他们家有人的。推门进去，发现了他的女儿女婿也在。他老伴说，今天老头子坐起来了，可以说话了。我进了里屋，这就发生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老先生对自己的经历，写过一篇文章，做过简要回顾。那篇文章也收录在黄埔宁波同学会编印的《黄埔情缘》那本书上。他出生于1923年，今年虚岁87，是奉化黄埔同学中年龄最小的。老人的老家在奉化箭岭村，是一个工人家庭，祖、父两代都是文盲。他母亲贤德仁慈，以帮工借贷培育子女，欲以子女攻读来改变生活。日寇大肆侵占中国时，老人正在宁波正始中学念书，看到山河破碎，国土沦丧，老人毅然决定投笔从戎。1940年他在宁波考点考入中央军校七分校，编在十七期十二总队第一大队。1943年毕业，分配到安徽临泉汤恩伯部教导总队任少尉排长，后又编为88师，防守涡河。1944年9月，奉命越涡河过石弓山阻击共产党部队，大败。旋即脱离部队，在太和县协助老乡经商。1945年8月到上海，任第三方面军军事接收委员会房舍组上尉组员、首都卫戍司令上海办事处上尉庶务官。1948年任浙江省第八专署专员暨保安司令部第一课参谋。1949年元月，受聘于上海警备司令部警卫营，直至解放。
　
　　解放后，受审查一年半后被宣布免于一切刑事处分，按知识分子身份登记。之后在上海虹口区社会福利企业第二生产组从事体力劳动，在区民政局支持下，创办了一家五金厂。1958年支援西北建设，全家内迁宁夏。1965年元月接受审查，11月被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1966年8月，被强制迁赶到宁夏农村劳动改造。1967年，回到家乡箭岭，举办村手工铁钉厂，工厂停办后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粉碎“四人帮”后，在箭岭五金厂负责业务工作。1979年12月得到平反。
　
　　老人在病床上，思路清晰，一字一句地给我讲述生活的片断。他回忆道，从黄埔军校毕业后，与日军打过几次仗，部队伤亡极少。抗战后期，国共双方磨擦已经很厉害，1944年他们在石弓山与共产党部队那一仗打得惨啊，他所在的第九连，170多人最后打得只剩下二三十人。他逃到一户老百姓家里，亏得那户人家的婆媳两人心地善良，给他换了老百姓衣服，这才幸免于难。老人回到部队之后，想当初上黄埔军校的目的，就是为了抗日，抵抗外侮，如今却有那么人横死于兄弟阋墙之内战，剜心彻骨之痛油然而生，他决意脱离部队。一天，出了晨操之后，他带了一个勤务兵，茫无目的地逃走了。老人说，当时当官的做逃兵，被抓住也是要杀头的！
　
　　老人第二次投入国民党部队是在抗战胜利后。他在安徽太和遇到和他同时分配的两个宁波籍黄埔同学，打算一起返乡。路过上海时，听说第三方面军汤恩伯在上海接收敌伪产业，他们便以军校资历呈送要求工作，很快得以批准。老人历来工作认真，业务水平高，在上海这一段经历比较顺利，颇得上司信任。在首都卫戍司令上海办事处任上尉庶务官庶务副官时，办事处有个秘书叫陈瑜的，跟他关系很好，是他结婚时的主婚人。陈瑜是个地下共产党员，已经把他确定为发展对象，可惜后来人事战事变动频繁未成。老人说陈瑜解放后曾经出任过一所全国性的铁路学校的校长。
　
　　1949年元月，老人受聘于上海警备司令部警卫营长郑远钊，负责全市巡查、宵禁、发放通行证，安排撤退运输，任务不可谓不重，权力不可谓不大。上海解放前夕，他的新婚妻子住在老家箭岭，他和母亲两人住在上海。当时盛传共产党对国民党军政人员杀无赦，上面规定军政人员有条件的，都可以携带家眷撤退。他母亲一面放心不下远在老家的家人，一面担心儿子的性命，毅然决定自己留下，让儿子随部队撤离上海。最后一轮撤退时，正值深夜，老人思虑老母，想及分离之悲惨，在最后一辆车子即将启动的时候，突然改变主意，决定舍命尽孝，不走了！
　
　　解放初期那段时间，老人的生活十分凄苦。他被公安机关审查达一年半。工作没有着落，全家四口人只好以典卖衣饰度日。虽然他在审查后被宣布免于追究刑事责任，但他两次报考公职人员均被录取，最后都以他曾是旧军政人员，不宜担任国家公职人员的理由，被拒之门外。不得已，他狠下决心，决意以体力劳动维持家庭生活。在街道办的介绍下，他到上海虹口区社会福利企业第二生产组填土方，运、挖、扛等体力劳动无所不干。老人做事认真的秉性很快就引起了领导的注意，不久组领导就让他协助会计工作暨生活干事，继而又让他担任部分工地负责人。老人草拟了一份小产品的生产计划，得到区民政局的重视，批准由他主管筹建五金厂，他们从生产钥匙链条开始，逐步发展到生产工业用品钢丝钳和花色钳，民政局拨给他们虹口公园后院的空地，致使他们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一年多时间就发展成了拥有职工500多人的工厂，成了上海市生产自救的一面旗帜。
　
　　1958年，中央要求华东地区支援西北建设。宁夏以银川市计委主任梁建邦为团长的代表团来上海商洽支边事宜。上海市委表示让宁夏方面挑，挑上谁谁就内迁宁夏。老人所在的虹口区五金厂和公私合营的康乐木器厂是被宁夏挑中的上海企业中规模最大的两家。为了动员职工及家属随企业内迁，老人做通妻子的思想工作，将已经是厂里正式职工的妻子，以家属工的名义首先动身迁往宁夏，这一举动感动了厂里的其他职工和家属，动迁工作顺利进行。老人在上海办手续的时候，区民政局经过研究，决定留下他负责全区的社会福利企业工作。老人又一个人生的重大转折发生在此时。他经过一夜的思想斗争，“心情激荡”，最后毅然决定去宁夏工作。
　
　　谈到这里，我问，要是您当时留在上海，将来不是可以将妻子再迁回上海的吗？老人不加思索地说，这当然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我事先已经向全厂职工作了承诺，而且工人们都是听了我的动员之后才迁往宁夏的，我不随着去，良心上怎么过得去？他的老伴在旁边埋怨他说：他当年思想好啊。我跟他结婚5个月，上海就解放了，上派出所就像上外婆家一样，随叫随到。失业6年半后，好不容易有了工作，又去了宁夏。到了宁夏，三年困难时，又被他动员带头精减。最后弄得到老了没有退休金，没有医药费。老人在床上三叹其气，说，唉，这一生里，就这事一直放不下心，对不住妻子！女儿女婿悄声埋怨母亲，都这么大年纪了，说这个有用吗？
　
　　老人到了宁夏后，在国营银川市器材厂工作，任生产科负责人。这个厂很快成为宁夏自治区的红旗企业。1962年，老人按照原工资套级为23级干部。
　
　　三年困难期间，国家开展以调整为中心的精简运动。老人意识到国家暂时困难，每个公民尤其是干部应该积极响应，于是就让家属自愿报名精减在家待业。这就是前面所说的造成他老伴终生遗恨的那一节。当时，银川市精减下来的上海支宁人员有500多人，而且70%是妇女。为了安置这批职工，银川市委决定把这批人员组织起来，安置在市燃料公司煤场做装卸工。老人受命承担动员组织工作。经过老人的反复动员和共同劳动，三个月后，这批工人的工资都超过了原来的水平，职工们很满意。市燃料公司要求把老人正式调入公司并欲委任他负责筹建银川煤球厂，并动员他申请入党。就在这时候，公司个别领导欲把他们这批人另行安置到农场，遭到老人严厉拒绝。公司领导向市政府报告说这批人不适合从事重体力劳动，影响铁路运输。老人以群众名义向市政府说明情况，市长亲自率部门到工地察访，工人和铁路主管部门都表示工作愉快，合作顺利。公司领导因此遭到市长的严厉批评。两个月后，公司领导来问老人，以群众名义向市政府反映情况的材料是不是他写的，老人毅然承认，公司领导面露愠色，两人就此结仇。随后，公司领导抓住他曾经是旧军政人员的经历，进行致命打击。1965年11月他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之后，他的政治生命就此结束。
　
　　1966年8月，银川强制驱赶“四类分子”，他们全家四口人，包括两个年幼孩子，到边远的隆德县农村劳动。他们俩口子没有参加过农村劳动，宁夏那地方又非常穷困。他们的生活实在无法自给。当地的村支书比较开明，说你们反正是到农村劳动，还不如回原籍去，那边的条件还好歹比这里好。因此，1967年，他们全家携带一条破棉被，回到家乡箭岭村安家。
　
　　他们回到家乡的时候，没有户口，也没有房子——祖屋在1940年代被日本鬼子烧掉了，只得暂租小屋栖身。当时正值国家鼓励发展社队企业。村队利用老人曾经办过企业的经验，办起了手工铁钉厂。对这段经历，老人的女儿已经有了记忆，她说，当年父亲在上海有些老关系，他是戴着“帽子”外出跑业务的，出去要请假，回家要报到，精神压力很大。
　
　　不久，上面又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队办企业停办，老人虽然在队干部照顾下，分工比较轻便的放牛、割草任务。然而对于没有农村劳动经历的俩口子来说，仍然非常艰苦。他们两人顶烈日冒寒风，一年辛苦下来，还顶不上一个正劳力的收入，维持一家5口人的生活极其艰难。他的女儿说，她从上小学一年级直到初中毕业，“四类分子子女”的称呼一直被同学老师挂在嘴上，初中毕业就不能再上学了，回到队里做农民。
　
　　粉碎“四人帮”后，村里又开始兴办企业，老人在箭岭五金厂负责业务。平反后，又扶助邻近村举办了缝纫机零件厂、翻砂厂等集体企业。箭岭村曾经在1980年代中期被评为奉化十大红旗村之一，老人在兴办集体企业、壮大村经济实力方面，功不可没。
　
　　1986年，老人参加了黄埔军校同学会。老人平反时，利用补发的工资在奉化的老城区买了一间房子，年纪大了之后一直住在这里。前些年，黄埔的同学们经常来他这里聚会走动，因此，他差不多成了奉化这批同学会的灵魂人物，直到现在，他还是宁波同学会的特邀理事。20多年前，老人患上了严重的气管炎，不方便担任奉化组的组长，但是前三位组长都是他向宁波同学会推荐的，组里要办什么事，组长会先跟老人商量，一些信件、通知之类的，都由老人起草后，由组长出面发送。可惜这三位组长都先后辞世，第三任组长张泰恒老先生，今年9月刚刚去世。谈起这事，我也不禁唏嘘，说我要是早一点去找他就好了。我开始寻访你们这批老先生的时候，名单上有13位，现在少了一位。老人说，现在我们这批人年纪都大了，做事都力不从心了。
　
　　老人的坎坷一生，影响了家人的生活，也铸就了家人的坚毅品格。他的女儿说，她初中毕业就当了农民，是家里劳力最好的顶梁柱。以后又在村办企业工作，做过冲床工、仪表车床工、服装工。老人平反后，家里两个弟弟随父母转成了非农户口，全家只剩下她一人还是农民。后来经过家人的多方奔走，终于也得了“农转非”，因此能够在劳动局下的劳动服务公司挂号成“待业青年”。她说当年被分配到劳动服务公司下属的待业青年服装厂，由于工作积极能干，不怕苦，上班三个月就当上了车间主任。她说，她做过服装厂8年的车间主任，9年的生产副厂长，企业转制后，自己办起了一家服装企业，今天所有的这一切，基础全是当年在艰苦生活中打下的。从她的言谈中，我依稀发现了她父亲的影子。
　
　　本文成文前，我再一次来到老人家，见到老人仍然躺在床上。他的老伴说，老人的精神和体力已经日见好转，不过要下地走动，得等明年春天气候转暖的时候了。我说我会经常来看他，一定为他拍一张精神头十足的照片。
　

　　第一次来到老人家，看到他家大门紧闭。发现老先生家是一间老房子，在周围已经改造过的房子包围中，显得十分低矮。
　　

　　一个星期后，来到他家，看到老人家躺在床上。这是进入他家的弄堂。
　

　　半个月后再来，邻居大妈热情地绕到老先生家后院帮我们叫门。
　

　　又过了一个星期，老先生终于可以坐在床上跟我聊天了。
　

　　风雨同舟60载的老俩口。
　

　　这张暂时作为老先生的肖像，我要为他再拍一张更精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