祠堂在中国乡村中的地位最为重要，中国乡村林总总的传统文化都承载在这个地方，所以说，对于乡民们说，祠堂是个神圣的所在。然而，在三四十年前，乡村的祠堂，差不多全被它的子民们改变得五花八门，学校、仓库、粮站、供销社……跟它原来的模样比，面目全非。要是有人叫这某某祠堂，也不过是个地名的称谓而已。

我说的永德祠堂，便是我老家董村竺氏中，众多祠堂中的一座。30多年前，有人说去永德祠堂，那肯定不是去祭祀祖先，也不是去商议家族大事——最大的可能是，他或她，带上节攒了很久的几张毛票或钢鏰，还有购货证或是啥票证，去采购犹豫了很久终于下决心买的那个东西——那个时候，永德祠堂已经被改成了公社的供销社。而当年的供销社，无一例外是当的经济中心和物资交流中心。我觉得，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每个人都有一肚子关于供销社的故事。我就清晰地记得，大概十来岁的时候，一个大雪粉飞、满世界皆白的日子，我终于凑够了7分钱，能够买下那只盼了几个月的玉兔牌乒乓球。我不顾大人们的劝告，以朝圣般的心情，顶着风雪，深一脚浅一脚奔向供销社。一路上没啥行人，快到商店的时候，看到对面来了一个大娘，我快要接近她的时候，她突然扑通一声滑倒在地，挣扎着想爬又爬不起来，我赶紧快跑几步，扶她起来。这接下来的一路，心里为即将到手的乒乓球和刚学雷锋又做了一件好事而兴奋，狂风夹着漫天飞舞的雪打在头上脸上，丝毫也不觉得寒冷。

多年之后的现在，永德祠堂已经回复了它的本来面目。现在的永德祠堂是这样的：祠堂四合院式，宽五开间，前面有山门，后面有大殿，左右有厢房，中间有戏台，整个布局方方正正，是江南最常见的祠堂规制。虽然乡民们用崭新的朱漆乌漆，竭力想掩盖祠堂的苍老，但祠堂的角角落落显示的斑驳伤痕，还是显示出它饱经风霜的沧桑。据当地史料记载，永德祠堂建于清道光年间，距今已经有一百六十多年历史。

我在努力回想它30多年前的样子。当年，祠堂前面还有一个院子，围成一个看上去让乡人们感觉有点威严的单位，即董村供销社。供销社的商店设在现在的山门中，祠堂大门就是商店的大门，进入大门，面对着的就是长长一排柜台，柜台与后面的墙壁有一米左右的距离，那个空间是营业员的天地，后面的墙壁也是货架。柜台延伸到山门两端，顺势拐个弯，还是一样的格局。记得西端的那个柜台是卖食品的，油盐酱醋烟酒糕点饼干酱菜，都在那一块。转过来是卖文具杂货的，那一块有个玻璃书柜，陈列着连环画、毛选等寥寥的几本书。中间偏东那块有个卖布的柜台，后面墙上有个布架，布匹竖排在一起，花花绿绿，非常吸引女人们的眼光。女人上商店买布不叫买布，叫扯布，听上去似乎不要钱一样，事实上，扯布不仅要钱，还要布票，上面每年发给每个人的布票不够做一件衣服。这布并不是想扯就能随便扯的。当年，供销社陈列着的东西，差不多都得要票或证才能买到。所以，一个五开间门面的供销社商店，几乎见不到有顾客满堂的时候。

尽管记忆中的供销社柜台永远是琳琅满目的样子。但细细回想起来，那时候的供销社，货品实在单调得可怜。比方说，我们常买的学习用品，铅笔只有两种，一种是笔杆六边棱角，一头带橡皮的，比较贵，一种是圆形笔杆不带橡皮的，相对便宜。橡皮呢，也只有两种，2分钱一块的最常用，一块橡皮可以用上一学期，还有一种是1角多的香橡皮，有钱人家的女孩子才有，还不舍得用，经常从书包里拿出来偷偷闻一下。三年级以后，可以用钢笔写字了，记得钢笔也只有三种，五角五一支的是热水瓶钢笔，六角六的是玉米穗形状的，包了笔尖的金笔要一两元多，笔帽煯煯生辉，那得是老师或公社干部才买得起。反正这么说吧，供销社柜台中的货品，几乎是几年十几年如一日，基本面貌不变，偶尔有了新品，差不多全公社社员都知道。男人们知道进了什么新香烟，女人们知道进了什么新花式的花布，孩子们知道中间一个柜台下面几层的连环画又多了一本，然后我们趴下身子去看封底后面标着的定价，盘算着什么时候可以攒够钱能去买回来，那连环画可是那个精神生活异常贫瘠的时代里，营养十分丰富的精神食粮，再说连环画还很有用的巴结小伙伴的工具……

有一些物品，永远不会上供销社的台面，比方说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三五牌台钟等高档奢侈品，供销社一年可能也分不到几件，买得起的人也不多，就让吃公家饭的享用算了，普通社员也不会有太多想法。

供销社商店前面的院子，靠大路那边有间小屋，设了个点心店，靠着路开了个窗口，离我们上下学必经的桥头也就没几步路。点心店早上只做大饼油条，下午偶尔做一两笼包子馒头，估计都有定量，不会做太多，因此，虽然乡人吃这些奢侈食品的不多，但也从没有见过有卖不完的时候，特别是下午的包子馒头，还没出笼，就有几个闲人们围着，一阵白气散过，蒸笼就空了。我们小孩子，一般情况下不会去买这些高档的，但这点心店偶尔卖的茴香豆，却是货真价贱的好东西，一分钱起售，三分钱可以吃上小半天，五分钱就是满满一口袋了，还可以慷慨请好朋友品尝。我们从大人们那儿偶尔得来的零用钱，很多时候就化在这最便宜的茴香豆上了。

祠堂山门后面的厢房与大殿，在那个时候是仓库征地，一般人进不去。在我们孩子们的眼中，对供销社山门后面的一切存在，都是无视的。不过有一年，后面“轰”的一声爆炸，不仅轰掉了厢房的一角屋顶，还几乎震动了整个公社。后来从传说中拼接的经过是，隔壁公社有个社员来买东西，货需要到后面的仓库去取。那个社员跟着营业员到了厢房二楼，向营业员敬了一根烟，营业员划了根火柴点着了烟，随后把火柴扔向一边，悲惨的是，火柴落处，是盛放着的黑火药的竹编箩筐……

乡里人都为那个受了重伤的营业员痛惜。据说当时他裹挟着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从楼梯上冲下来，奔出商店大门，穿过院门，跳下外面大路下的石磡，最后趴在溪水中，接着被人送往城里的大医院救治……那个营业员有着被乡民人人称颂的好态度，甚至于对我们这些都没比柜台高多少的小屁孩，也是乐呵呵的，简直是 “童叟无欺”的典范。他的命后来被幸运保住，但他乐呵呵的笑脸，人们却只能在他的声音中回味了。

80年代，供销社搬出祠堂，择地另建。再后来，供销社的辉煌随着时代的变迁慢慢黯淡，直至彻底消失。期间，我也外出求学、求业，对这个地方不再挂念。再遇永德祠堂，已经是近十年前，彼时的永德祠堂破旧不堪，戏台顶即将倒倾，台上堆满杂物，厢房的楼板踩上去颤颤巍巍……只有门楣和戏台上留着的“勤俭办企业”、“紧缩开支”等字样，告诉人家这里曾经也辉煌过。老家董村的另外几个祠堂都被乡民们修得挺不错，就这个看上去似乎没人管。莫非是产权不属于村民的原因？

近十年中，有意无意经常往老家跑，偶然发现这永德祠堂后面还藏着许多故事。最早知道的故事是，抗战时期，宁波的第一所女子中学甬江女中，因日军进犯，曾经在校长沈贻香的带领下，在此短暂办学。这是个充满了无限想象的情景。接下来，在乡人们中又听说了一个励志的故事：说这祠堂是祠堂周边所住的一房家族所建。虽然老家董村的居民都姓竺，但这个家族，其实姓陈，因某种原因改姓竺。他在某次看戏的时候，被乡人排挤，不让坐中间好位置。若干年后，这个家族有人出人头地，其中一位叫竺陈简的，中了解元，外放任官，单独出钱为家族建了一个祠堂。光绪三十年（1904年），奉化最后一位进士竺麟祥，也是这个家族的，他是蒋介石在县城求学时的的老师。这些故事是我听了乡人们的口述，然后在台湾一个同宗人士那儿得到证实。他传给我一个影印件，有关解元竺陈简的传记，他说写这传记的名叫竺陈理，是竺麟祥的侄子，曾在黄埔军校就职。听他一说，我的脑海里马上浮现出一位白须飘飘的老先生，小时候我们经常见到，都叫他阿文老头，也都知道他在黄埔军校的时候，跟周恩来同坐一个办公室。文革时他受人欺负，给周恩来写了一封求救信，听说真回信了，内容是：好好改造……

星转斗移，岁月荏苒，老先生多年前已经去世，永德祠堂如今重新变得亮丽。上个月去，看到祠堂墙壁上写着“文化礼堂”，“文化地标，精神家园”，“务实守信，崇学向善”等字样，看上去跟咱们这个时代的核心价值观相当吻合。我想，祠堂如果能在继续承载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继而与这个时代的一切无缝结合，那，肯定会更好。希望永德祠堂安好。